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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高院發布服務保障民營企業健康發展典型案例(二)

黃某泉騙取貸款無罪案

——維護企業家人身安全

(一)基本案情

黃某泉系農業服務站負責人和聚群合作社實際控制人,與粵僑公司多年存在蔗糖加工承攬、甘蔗買賣、蔗糖倉儲保管、資金拆借等經濟往來,并多次以粵僑公司出具的提單作質押從金灣農信社借款。2009年3月,黃某泉以聚群合作社名義向金灣農信社申請貸款人民幣500萬元,用于資金周轉,貸款期限為1年,并以農業服務站名義為此筆貸款提供質押擔保,質押物為其所持有、粵僑公司所開具的2100噸白砂糖提單,同時,黃某泉及其女兒黃某某、女婿鄭某某對該筆貸款提供保證擔保。后黃某泉將該筆貸款均用于約定用途。同月,粵僑公司向金灣農信社稱黃某泉用于質押的提單是虛開的,不能提貨。經金灣農信社同意,黃某泉代表農業服務站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粵僑公司履行交付提單所示白砂糖的義務。同年7月,粵僑公司以黃某泉的行為涉嫌貸款詐騙為由向公安機關報案。同年9月開始,聚群合作社除歸還以上借款部分利息外,停止向金灣農信社還款。同年10月,法院以上述經濟糾紛涉嫌經濟犯罪為由裁定駁回農業服務站的起訴。2012年3月,檢察機關指控黃某泉犯騙取貸款罪。

(二)裁判結果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生效判決認為,黃某泉用涉案提單作質押向金灣農信社貸款的行為不符合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首先,從行為對象看,向公安機關報案并主張被騙的主體是粵僑公司,而粵僑公司不屬于金融機構。其次,從行為手段看,現有證據尚不足以證明粵僑公司出具的提單是虛開的,不足以認定黃某泉采用“欺騙手段”取得貸款。第三,從行為性質看,本案屬于黃某泉與粵僑公司之間的加工承攬合同糾紛,不屬于刑法調整的范圍。2018年5月,宣告黃某泉無罪。

(三)典型意義

企業在生產經營中的某些行為屬于經濟糾紛還是刑事犯罪,是司法實踐中容易混淆的難點問題。本案是一起有關支農服務企業負責人的經濟犯罪案件,歷經一審、二審、再審等審理程序,人民法院從認定有罪到宣告無罪,充分貫徹了謙抑、審慎、善意的刑事司法理念和證據裁判、疑罪從無的刑事司法原則。該案對于加大民營企業家的人身安全保障力度具有重要意義,同時為企業家依法經營企業和辦案機關辦理相關案件提供有益參考。

 

高凌公司訴楊某成等勞動爭議糾紛案

——保護民營企業業務資源

(一)基本案情

2008年7月,楊某成入職高凌公司,2012年5月起任華東大區副總經理,后擔任華東大區總經理,2013年8月起兼任高凌公司南京辦事處負責人。2015年6月,高凌公司與楊某成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約定楊某成的工作崗位為中層管理人員,工作任務或職責按《崗位說明書》執行。《大區總經理崗位說明書》顯示,大區總經理作為大區的最高負責人,對公司負有嚴格的忠實、勤勉義務。自2012年起,高凌公司與南京市環境監測中心、蘇州市環境監測中心合作“噪聲自動監測項目”,其中多份合同由楊某成作為高凌公司的代表人進行簽署,合同期限截至2016年12月。2016年6月,尚迅公司注冊成立,法定代表人為楊某,主要人員信息為楊某成、楊某。同年10月、12月,南京市環境監測中心、蘇州市環境監測中心分別發布2017年噪聲自動監測運維服務外包招標公告,尚迅公司均中標,其中一份合同由楊某成作為尚迅公司的代表人進行簽署。2017年2月,高凌公司向楊某成發出處分通知書。同年3月,楊某成離職。高凌公司遂訴至法院,請求判令楊某成向高凌公司賠償134.8萬元,尚迅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二)裁判結果

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生效判決認為,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忠誠勤勉地履行合同義務是對勞動者的基本要求,勞動者違反勞動合同給用人單位造成嚴重經濟損失的,用人單位有權要求進行經濟賠償。楊某成利用其關聯關系及職務便利,使尚迅公司取得134.8萬元的合同對價業務,其故意行為給高凌公司造成了損失,應當承擔賠償責任。2018年9月,判決楊某成向高凌公司賠償損失72萬元,尚迅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三)典型意義

民營企業的業務資源對其意義重大,直接關系到民營企業在市場上的生存與發展。本案中,楊某成作為公司管理人員,在勞動合同期間擅自經營與用人單位存在競爭關系的業務,并利用職務之便將其掌握的用人單位業務資源為己所用,不僅違反了雙方在勞動合同中的約定,更有違職業道德。人民法院依法對勞動者的忠實、勤勉義務作出評價,支持民營企業依據勞動合同約定提出的賠償請求,有效保護了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

 

陳某訴天池茶葉公司等侵害商標權糾紛案

——保護民營企業在先權利

(一)基本案情

陳某系某市茶業協會會長,于2006年10月經核準取得“天池”文字注冊商標,核定使用類別為第30類:茶,面包。天池茶葉公司原名天池鳳凰公司,于2002年10月登記成立。2014年5月,天池鳳凰公司經核準取得“”圖形注冊商標,核定使用商品為第30類,包括茶、茶飲料等。2015年12月更名為天池茶葉公司。該公司在生產經營中,曾在其茶產品外包裝上突出使用“天池茶業”字樣,并先后取得國家級、省級、市級等多項獎勵。陳某認為,天池茶業公司等在其生產、銷售的茶產品及相關網頁上使用 等標識,侵犯了其“天池”商標專用權,遂訴至法院,請求判令天池茶業公司等立即停止侵權,并賠償各類經濟損失22.27萬元。

(二)裁判結果

潮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天池鳳凰公司在企業名稱中使用“天池”字號及將“天池茶業”作為商業標識突出使用的時間早于陳某“天池”商標的申請注冊時間。該公司及其茶葉產品獲得多項榮譽,在茶行業具有較高的市場知名度,作為天池鳳凰公司承繼主體的天池茶業公司將圖形注冊商標與“天池”字號及“茶業”組合使用于該公司的茶葉產品,屬于合法使用的行為,并未侵犯陳某的注冊商標權,故判決駁回陳某的訴訟請求。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天池茶業公司對“天池”字號和商業標識享有合法的在先權利。陳某作為當地茶業協會會長,對該協會會員單位天池茶業公司的在先權利理應完全知悉。陳某以非善意取得的商標權對天池茶業公司的正當使用行為提起侵權訴訟,有違誠實信用原則以及權利行使的正當性,構成權利濫用。2018年11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本案涉及民營企業的在先權利的保護問題。部分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缺乏產權保護意識,未能及時將其在先使用的商業標識申請成為注冊商標。他人惡意搶注囤積商標并提起侵權訴訟現象極大地擾亂了商標申請和使用秩序,給誠信經營的民營企業造成極大障礙。本案中,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司法的主導作用,依法認定民營企業對其商業標識享有在先權利,明確對非善意取得的商標排他權不予保護,及時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秩序,有力地保障民營企業的知識產權和正常生產經營。

 

潘某訴諾信公司公司解散糾紛案

——引導公司治理規范化

(一)基本案情

諾信公司設立于2002年8月5日,潘某為持股34.29%的股東,公司另有伍某某、海匯投資公司等11位股東。潘某曾任公司總經理,任職期間潘某為諾信公司向銀行貸款提供了擔保財產。2015年,潘某因個人經營理念和公司的發展沖突為由辭職。2016年,諾信公司的幾筆借款債務已屆清償期尚未償還,潘某以公司董事長期沖突,且無法通過股東會解決,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繼續存續會使股東利益受到重大損失為由訴至法院,請求解散諾信公司。

(二)裁判結果

廣州市黃埔區人民法院認為,潘某個人經營理念與公司之間的沖突,可以通過召開股東會,行使股東表決權的方式解決。諾信公司的負債及虧損情況也有逐漸好轉趨勢,內部管理并未陷入僵局。潘某對于提供擔保所可能產生的法律后果及風險理應具備預見能力,即使其最終承擔了擔保責任,亦享有救濟途徑,并不屬于通過其他途徑不能解決的情形。故判決駁回潘某訴請解散公司的訴訟請求。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因經營理念產生分歧或因爭奪公司的實際控制權導致股東提起公司解散的訴訟逐漸增多,公司是否具備法定解散條件是公司解散糾紛中最常見也最具爭議的法律問題。本案的裁判爭點在于對公司治理的決策機制是否失靈、公司繼續存續是否會使股東利益受到重大損失的認定。本案探尋公司治理的運行狀態,分析股東訴訟的內在訴求,在公司設立以來的歷史沿革及前景考量的基礎之上,最終認定公司不具備法定解散條件,并指出各股東之間矛盾化解、優化公司治理結構的有益建議,對于引導公司治理規范化,促進企業健康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錦城公司訴某教育局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案

——妥善化解政企債務糾紛

(一)基本案情

某教育局于2011年1月以BT投資方式就該區華僑中學擴建改造工程向社會企業單位公開招標,最后確定錦城公司為投資及施工單位,并于2011年4月22日與其簽訂投資建設合同。該工程驗收合格并移交某教育局使用,但某教育局未依約支付工程款項1600余萬元,也沒有制定一個還款計劃,經錦城公司發函催還后,仍沒有實質性回應。錦城公司遂訴至法院,請求判令某教育局支付工程款項及利息。

(二)裁判結果

惠來縣人民法院認為,某教育局沒有歸還涉案工程投資款,使得錦城公司遭受損失,行為顯屬違約,應承擔違約責任,給付逾期利息。而某教育局提出應該在工程款項中扣除5%的質量保修金,法院予以支持。2017年5月,依法判決某教育局給付錦城公司工程投資款1500余萬元及其逾期利息。宣判后,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

本案在執行中,錦城公司與某教育局簽訂了《存量政府債務置換確認書》,同意在存量政府債務置換中予以解決,該市財政局逐級上報有關部門落實解決。2018年8月,經多次協調推進,上述額度及資金到達財政部門,錦城公司收到財政局撥付的償債資金后,與某教育局解除相應債權債務關系,案件順利執結。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法院依法妥善解決機關單位與民營企業債務糾紛的典型案件。法院通過判決某教育局依約向錦程公司支付工程款項,并在執行過程中善于運用調解手段促進執行和解,堅持對各市場主體一視同仁、平等保護的原則,遵循法律的公平正義,既平等保護了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也避免了政府機關成為“耍賴”債務人,樹立了政府機關的權威,有效促進各類主體在市場競爭中良性發展,為民營企業的健康發展營造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環境。

 

中岱公司破產和解案

——盤活民營企業有效資源

(一)基本案情

中岱公司系一家主要經營房地產業務的民營企業,主要財產是其持有的海運公司50%股權,而海運公司的主要財產是其開發的房地產項目“中岱廣場”。“中岱廣場”位于琶洲,緊臨“廣交會”主館,建筑面積約11萬平方米,已基本開發完工,但因海運公司股東間發生糾紛,導致項目開發停滯十余年。2017年,因資金鏈斷裂,難以償還到期債權,中岱公司被債權人申請破產清算。同年1月11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中岱公司破產清算案。基于中岱公司的債務情況和“中岱廣場”項目開發現狀,法院與管理人均認為,中岱公司所持有的海運公司股權難以通過破產清算拍賣方式變價,即使成功拍賣,成交價也可能遠低于“中岱廣場”項目的實際市場價值。如果選擇破產和解方式,通過市場化方式引入外來投資人,則既能使中岱公司免于破產,又能盤活“中岱廣場”項目,解決海運公司的破產危機。

(二)裁判結果

經法院、管理人與潛在投資人、股東、主要債權人多次溝通,擬定了中岱公司破產和解、海運公司債務重組(債務減免安排)、投資人對中岱公司股權重組相結合的綜合和解方案。2018年6月1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本案從破產清算轉入破產和解程序。同年9月3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認可中岱公司的和解協議,案件以破產和解結案。

(三)典型意義

本案中,人民法院充分發揮破產審判在救治困境企業、恢復企業生機方面的重要功能,堅持以“盤活有效資源,促成破產和解”為主要審理思路,積極引導當事人選擇破產和解方式,最終促使中岱公司在3個月內成功和解,引入外部投資6億元,清償債權4.2億元,既解決了企業的債務危機恢復其經營能力,又盤活了企業的有效資源,保障員工的就業機會,實現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騰輝玉石公司訴某鎮政府等行政強制執行糾紛案

——糾正行政機關違法行為

(一)基本案情

2015年11月,騰輝玉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某與井村安溪二村小組簽訂《租賃合同》,租用該村小組廠房約2100平方米,用于該公司的生產經營。2016年2月,某區住建局以涉案廠房屬違法建設為由,責令井村安溪二村小組自行拆除,恢復土地原狀。同年6月,某鎮政府組織人員對涉案廠房進行強制拆除。騰輝玉石公司認為強制拆除行為違法,侵害其合法權益,遂訴至法院,請求確認某鎮政府等拆除涉案廠房及毀壞財物的行為違法。

(二)裁判結果

江門市江海區人民法院生效判決認為,某鎮政府在涉案廠房強制拆除前,沒有以書面形式告知相對人強制執行的方式和時間,對即將采取強制拆除的措施也未予以公告;在強制拆除過程中未告知當事人采取行政強制措施的理由、依據以及當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救濟途徑,聽取當事人的陳述和申辯并制作現場筆錄,其行為違反行政強制執行應遵循的正當程序要求。2018年9月10日,判決確認某鎮政府組織實施的涉案強制拆除行為違法。

(三)典型意義

程序正當原則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原則之一,它要求行政機關作出影響行政相對人權益的行政行為時,必須遵循正當法律程序。本案中,行政機關實施強制拆除行為沒有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損害了騰輝玉石公司的合法權益,人民法院依法確認涉案強制拆除行為違法,有利于督促行政機關自覺依法行政,維護民營企業正當權益。

 

真誠汽運公司訴某市政府排除、限制競爭糾紛案

——保護民營企業公平競爭權

(一)基本案情

2015年7月27日,某市交通運輸局直屬分局向真誠汽運公司發出《通知》,載明:“依據某市政府《工作會議紀要》第四十五期的精神,市政府決定將全市公共交通經營權由某市粵運汽車運輸有限公司獨家特許經營。你公司2007年8月登記入戶的50輛公交車已到報廢期,請按規定辦理報廢手續并停止營運,經營權指標收回。” 同年8月21日,某市政府發出獨家特許經營許可招標公告,決定公開引進該市轄區范圍內0-50公里公共交通項目戰略投資者。經報名、公示、競爭性談判等程序,該市決定選擇廣東省汽車運輸集團有限公司作為獨家特許經營項目戰略投資者,同意由其成立的項目公司某市粵運汽車運輸有限公司具體實施。真誠汽運公司不服,遂訴至法院,請求撤銷上述獨家經營許可決定。

(二)裁判結果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判決認為,某市政府發布涉案“0-50公里公共交通項目”特許經營權許可招投標公告之前,已經事先通過會議紀要的方式將涉案特許經營權直接授予某市粵運公司獨家經營,交通行政部門亦根據該會議紀要先行清理包括真誠汽運公司在內已取得的公交運營指標。顯然,市政府提前指定了某市粵運汽車運輸公司為涉案公共交通獨家特許經營者的行為,已經違反了法律、法規關于應由市場競爭機制來確定經營者的規定,存在排除市場原有同業競爭者的主觀意圖,屬于行政性限制競爭行為,應當認定該特許經營許可的程序違法。但是,鑒于會議紀要僅是政府的內部協調意見和單方意愿,不等同于特許經營許可權的實際授予,某市粵運汽車運輸公司要取得涉案許可仍需要參與公開的招投標程序,而且涉案許可還涉及某市公共交通秩序的穩定及群眾出行便利等公共利益,依法應保留其法律效力,不予撤銷。2018年7月,判決確認某市政府作出的涉案許可行為程序違法。

(三)典型意義

行政性壟斷行為雖然在我國反壟斷法上已被明令禁止,但如何在特許經營許可領域認定行政壟斷,一直是司法實踐難題。本案判決認為,行政機關未按照法定程序,未經公平、公開、公正的競爭機制,故意設置不合理的條件,指定或變相指定特許經營者,排除、限制同一市場其他同業經營者的公平競爭權和參與權,損害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應當認定其屬于濫用行政權力限制競爭行為。本案判決確認政府采取會議紀要方式提前確定特許經營者違反法定程序,依法保護了民營企業的公平競爭權和合法經營權,對于監督和規范地方政府在公用事業特許經營領域的招投標行為具有重要意義。

 

源和公司與泰力公司財產保全執行復議案

——依法采取財產保全措施

(一)基本案情

源和公司與泰力公司合資、合作開發房地產合同糾紛一案的審理中,源和公司向江門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財產保全,請求查封、凍結泰力公司銀行賬戶資金2.14億元,若賬戶資金不足,則查封、凍結、扣押其名下與差額等值的其他財產。江門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查封、扣押、凍結了泰力公司名下建設銀行江門分行賬戶及其名下41套住宅和107套商鋪。泰力公司不服提出執行異議,請求繼續查封107套商鋪但解除對公司商品房預售資金賬戶的凍結措施。

(二)裁判結果

江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審查認為,在泰力公司的商鋪和保函均可滿足民事訴訟爭議標的保全需求的情況下,應優先選擇對其生產經營活動影響較小的財產作為保全對象。泰力公司商品房預售資金賬戶中的存款形式上屬泰力公司所有,該商品房預售資金賬戶承擔著保障項目后續建設資金供給的功能,對該賬戶采取保全措施有可能對項目后續建設的順利進行產生較大影響。現泰力公司項目建設存在較大的資金需求,對107套商鋪采取保全措施的影響較小。故裁定查封泰力公司名下107套商鋪、解除對泰力公司名下建設銀行江門分行賬戶存款的凍結。源和公司申請復議。廣東省高級人民復議審查認為,江門市中級人民法院結合商品房預售款監管賬戶的性質、功能及訴訟保全的目的,認為查封107套商鋪對泰力公司的經營影響較小,轉而解除對賬戶存款的凍結,并無不當。2018年11月,依法裁定維持原執行裁定。

(三)典型意義

綜合運用財產保全措施時,在能夠實現保全目的的情況下,人民法院應當選擇對民營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影響較小的財產進行保全,給予民營企業充分的司法保護。鑒于商品房預售款監管賬戶擔負著優先保障開發項目、促進在建工程如期竣工、維護購房者合法權益、支付工人工資的核心功能,人民法院對該類賬戶采取保全措施,應更為謹慎。在泰力公司提供的多項財產均能滿足保全目的的情況下,執行法院采取對泰力公司經營較小的查封保全措施,最大限度減少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不利影響,對保護民營企業家合法財產權益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王某限制高消費執行復議案

——審慎適用強制措施

(一)案情簡介

王某是福達公司的股東,持有該公司80%股權。2014年6月至2016年3月,福達公司為安州公司的股東,后福達公司通過股權轉讓將其持有的安州公司股權全部轉讓給第三人。2018年,安州公司與李某、鐘某證券期貨交易糾紛仲裁案,廣州仲裁委員會作出裁決,裁令安州公司向李某、鐘某支付97萬元。同年4月,中國證監會作出兩份《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2014年9月至2015年8月期間,王某為安州公司實際控制人,并對王某操縱安州公司進行違法操作的行為處以罰款。同年5月,因安州公司未履行生效裁決,李某、鐘某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同年7月,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將安州公司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同年9月,根據李某、鐘某的申請,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中國證監會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書》為由,認定王某為安州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對王某采取限制高消費措施。王某遂向法院提起執行異議,請求解除限制高消費措施。

(二)裁判結果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生效裁定認為,中國證監會行政處罰決定認定王某為安州公司實際控制人的期間僅指2014年9月至2015年8月王某操縱安州公司進行違法操作的期間,此后如認為王某仍是安州公司的實際控制人,需要根據新的事實和證據重新判斷。福達公司于2016年3月將其持有的安州公司股權轉讓給第三人,中國證監會原認定王某為安州公司實際控制人的主要事實發生變化,目前并無充分證據證明王某仍是安州公司的實際控制人。2018年12月,裁定撤銷對王某的限制高消費措施。

(三)典型意義

企業的直接責任人、實際控制人不像法定代表人、其他高管人員等通過工商登記、公司章程等形式要件即可作出認定,因此對直接責任人、實際控制人的認定應當通過更加嚴格的事實、證據進行審查判斷。對曾經是直接責任人、實際控制人但在執行程序中已不再擔任上述職務、不對債務履行產生直接影響的人員,不應納入限制高消費范圍,否則有違公平,亦于督促被執行人履行債務無益。本案中,人民法院堅持公正執行理念,在嚴格認定企業實際控制人的前提下,審慎適用強制措施,從而避免對民營企業家及其相關企業的形象和信用記錄產生不良影響。

責編:何雪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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