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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未成年人刑事審判 (2013-2018)白皮書

第一部分  廣東省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情況

一、廣東省未成年人犯罪的總體態勢

2013年至2018年,廣東省三級法院共判處未成年罪犯33058人,約占全省同期全部罪犯的4.4%,未成年罪犯人數及其占比均呈逐年下降的態勢。其中,2018年的未成年罪犯人數較2013年減少3344人,降幅達44.5%,未成年罪犯在同期全部罪犯中的占比從2013年的6.2%下降至2018年的3.0%,下降了3.2個百分點。

圖表一:

 

2013年至2018年,廣東法院判處的未成年罪犯人數約占同期全國未成年罪犯人數的13.1%,占比較高。六年間,該占比大致呈曲折下降趨勢,已扭轉2008年至2012年期間占比逐年上升的局面。

圖表二:

 

總體來看,廣東未成年罪犯人數及其在全省罪犯中的占比均大幅下降,并呈逐年下降的趨勢。這與近年來我省積極開展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工作漸見成效密切相關,也與刑事訴訟法修改后檢察機關對部分涉案的未成年人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有關。

二、廣東省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特點

(一)犯罪類型以侵財犯罪和暴力犯罪為主

在2013年至2018年期間廣東法院判處的33058名未成年罪犯中,以涉及侵財犯罪和暴力犯罪為主,涉及的罪名也較為集中。犯搶劫罪、盜竊罪、故意傷害罪、尋釁滋事罪等四類犯罪的人數合計占比高達72.9%,其中犯搶劫罪和盜竊罪的人數合計達52.6%。

圖表三:

 

六年間,犯搶劫罪的未成年罪犯人數及其占全省未成年罪犯人數的比例明顯下降。其中,2018年犯搶劫罪的未成年罪犯人數較2013年減少64%以上,占比下降近13個百分點。

圖表四:

 

犯盜竊罪、故意傷害罪的未成年罪犯人數亦明顯減少,但下降幅度均低于全省未成年罪犯總人數的下降幅度,相應地犯該兩類罪所占比重分別略有所上升。

另外,需警惕的是,犯尋釁滋事罪、聚眾斗毆罪、詐騙罪的未成年罪犯人數及占比均呈上升趨勢。其中,2018年犯尋釁滋事罪的未成年罪犯人數較2013年增加92%,占比上升近8個百分點;犯聚眾斗毆罪的未成年罪犯人數增加近61%,占比上升逾3個百分點;犯詐騙罪的未成年罪犯人數增加68%,占比上升近3個百分點。

圖表五:

 

(二)犯罪年齡主要集中在16至18周歲年齡段

16周歲以上不滿18周歲仍是未成年人犯罪的高發年齡段,2013至2018年該年齡段的未成年罪犯共29468人,占全省未成年罪犯的89.1%。14周歲以上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罪犯人數下降明顯,其占未成年罪犯的比重亦呈曲折下降趨勢,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勢頭基本得到遏制。

圖表六:

 

(三)未成年罪犯以初中生及失學青少年為主

2013年至2018年期間廣東法院判處的未成年罪犯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仍占絕大多數,占比達94%。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72.2%,小學文化程度的占21.1%。與前幾年相比,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比有所上升。

圖表七:

 

(四)在校學生犯罪人數及其占比呈下降趨勢

2013至2017年期間未成年在校學生犯罪人數及其占同期全省未成年罪犯人數的比例均較前一個五年明顯下降,且人數及占比均呈逐年下降的趨勢。而2018年在校學生犯罪人數及其占比雖略有反彈,但與2013年相比,人數和占比下降幅度依然相當明顯。其中,人數下降逾75%,占比減少2.6個百分點。

圖表八:

 

綜上,廣東未成年人犯罪仍以侵財犯罪和暴力犯罪類型為主。在校學生犯罪人數及占比明顯下降,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勢頭得到一定遏制。


第二部分  廣東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工作的做法和成效

未成年人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預防未成年人犯罪,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長,事關家庭的幸福安寧,事關社會的和諧穩定。修訂后的《刑法》《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均強化了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明確規定了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特別程序,為司法機關開展庭前庭后延伸工作提供了法律指引。

2013年至2018年,廣東法院秉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認真貫徹落實法律修訂精神,準確把握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堅持打擊和保護并重,依法、及時、公正地審理了大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辦案過程中,注重結合未成年人實施犯罪的動機、目的、犯罪性質、犯罪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以及是否初犯、歸案后是否悔罪、成長經歷和一貫表現等因素對未成年被告人定罪量刑。同時還大力主動開展庭前庭后延伸工作,在充分了解未成年人成長背景、犯罪原因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開展心理疏導、法庭教育、輕罪犯罪記錄封存、判后復學、判后就業等幫教工作,修復被損害的社會關系,幫助失足未成年人改過自新,順利回歸社會。

六年來,廣東法院在創新未成年人犯罪審判機制、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等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貢獻了廣東經驗,推動形成植根廣東省情、適應人民需要、具有廣東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制度。

一、立足審判,充分發揮教育感化挽救職能

(一)堅持審判專業化發展

廣東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工作的區域差異較大,珠三角地區和粵東、粵西、粵北地區在犯罪人數、審判力量、機構建設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異,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倡導各地法院以需要和可能為原則,因地制宜設置與實際情況相適應的未成年人審判機構。截至2018年底,全省共設置獨立建制的未成年人審判庭35個、未成年人審判合議庭56個。在全省21家中級法院(不含鐵路、海事、知產法院)中,有4家中級法院設有獨立建制的少年法庭,占比19.04%,其中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設有獨立建制少年家事審判庭,佛山、汕頭、陽江3家中級法院設有獨立建制少年刑事審判庭;在全省129家基層法院中,有31家基層法院設有獨立建制的少年法庭,占比24.03%,其中7家基層法院設有獨立建制少年家事(或家事少年)審判庭,5家基層法院設有獨立建制少年綜合審判庭,另有19家基層法院設有獨立建制少年刑事審判庭,主要分布在廣州、深圳、佛山、惠州等九個地級市轄內縣區。

2013年至2018年,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監督第二庭、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少年審判庭、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少年審判庭、惠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少年審判庭、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少年審判庭、佛山市南海區人民法院少年審判庭、佛山市順德區人民法院少年審判庭、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汕頭市龍湖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等11個部門先后被評為全國“青少年維權崗”,數量位居全國法院前列。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少年審判庭作為全國第一批未成年人綜合審判庭試點中級法院之一,多年來審判工作成果斐然,榮獲全國維護婦女兒童權益先進集體、全國少年法庭工作先進集體等榮譽稱號。

廣東法院高度重視少年法庭隊伍建設,注重選拔政治素質高、業務能力強、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和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法官負責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目前,全省法院已經初步建立起一支500余人的專業審判隊伍。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庭庭長陳海儀數十年如一日,以滿腔熱情投入未成年人審判事業,以濃濃愛心傾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先后被評為全國模范法官、全國“我最喜愛的好法官”、全國崗位學雷鋒標兵、南粵楷模、廣東省道德模范等。

(二)加強特色審判機制建設

廣東各級法院積極改革探索適合未成年人生理特點和心理特征的審理方式,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審判模式,并不斷總結審判規律,推動特色審判模式制度化、規范化。2013年至2018年,全省法院單獨出臺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相關規范性文件33份,聯合發布相關規范性文件28份,內容涵蓋社會調查、心理測評和疏導、法庭教育、合適成年人參與訴訟等多個方面。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共享陽光—失足少年幫教項目”榮獲全國第二屆公益慈善項目大賽決賽金獎、社會影響力獎及最受媒體關注獎,成為2013年全國唯一囊括全部三項大獎的公益項目。

1.社會調查。廣東法院在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過程中,針對未成年被告人的家庭背景、成長經歷、監護教育、個人性格、心理特征等信息展開全面、細致的調查,形成社會調查報告,作為定罪量刑、法庭教育、判后矯治的重要參考。六年來,全省法院共對10797名涉案未成年人開展社會調查。其中,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規定將非羈押措施風險評估、社會危險性評估納入社會調查報告,就社區矯正可行性、適用非監禁刑及擬禁止事項等提出評估建議。廣州兩級法院對居住在廣州一年以上的外地未成年被告人,向其居住地司法機關、基層組織詢問、調查相關情況,還委托看守所對其在押期間的表現做出評定。深圳市兩級法院以未成年被告人涉嫌犯罪的地域為坐標,將調查范圍輻射到其長期生活、工作及學習的地域,將調查對象拓展至其直系親屬、親密朋友、同事、同學等。

2.心理測評和疏導。在刑事審判過程中,聘請心理專家對未成年人的人格特征和心理狀態進行測評,并對未成年人進行心理疏導,矯正未成年被告人的不健康心理,為法院裁判和判后幫教提供科學參考,是廣東法院首創的一項特色審判機制。六年來,全省法院累計對涉案未成年人進行心理測評和疏導3812人次。其中,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與專業心理咨詢機構合作,于2009年率先成立心理測評室。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與中山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珠海分校、珠海市優勢心理分析研究所合作,在全國首家引入優勢心理分析,通過心理咨詢、MBTI心理類型量表、SCL-90癥狀自評量表、父母教養方式評價表等量表對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征、父母教養方式等方面作出科學的分析及評價。

3.合適成年人參與訴訟。廣東法院設立合適成年人制度,在法庭代理人缺位的情形下,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其他成年親屬,所在學校、單位、居住地基層組織或者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的代表代替法定代理人參與訊問和審判,一定程度上彌補廣東省外地戶籍未成年被告人所占比例較大、法定代理人出庭率過低的不足,幫助未成年被告人增強訴訟能力和維護合法權益。廣州、深圳、佛山、東莞、潮州等地法院與當地社工、義工組織合作,采取多種模式,先后引入社工、義工參與未成年人案件6700余件。其中,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聯合其他司法機關共同聘請合適成年人參與到全市未成年刑事訴訟工作中,在全省率先實現貫穿偵查、起訴、審判、矯治各個階段的合適成年人參與全覆蓋。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設立“金不換合適成年人服務管理中心”,建成廣州市合適成年人人才庫,并組織統一培訓,提升合適成年人的法律素養和履職能力。深圳依托發達的社工、義工組織,成立專門的“青少年犯罪社工幫教站”,開展志愿者與緩刑未成年人“一對一”結對幫教的“共享陽光行動”,安排未成年被告人在社工指導下參與形式多樣的小組活動和社區公益活動,幫助未成年被告人重塑健康人格。

(三)充分運用非監禁處罰措施

對未成年被告人,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始終倡導依法加大非監禁刑適用力度,廣東部分法院結合本地實際,在提高非監禁刑適用率上進行了有益探索。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創設判前司法聯席會議制度。對于審查具備非監禁刑適用條件的案件,在合議前召集法定代理人、合適成年人、辯護人、公訴人、被告人所在社區矯正機構、庭前社會調查機構、心理咨詢專家、相關司法社工等人員,就未成年被告人是否適合適用非監禁刑聽取意見,在案件合議前了解并預先落實社區矯正的執行機構,為適用非監禁刑奠定良好基礎。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針對外地籍未成年罪犯較多、異地矯治困難的問題,成立了專門的社工幫教工作站,聘請專業社工為非深圳戶籍的緩刑罪犯進行判后幫教。工作站成立以來,先后為一千多名緩刑未成年罪犯進行全程跟蹤幫教,有效緩解了因矯治困難帶來的本地戶籍和外地戶籍未成年罪犯非監禁刑適用不均衡問題。

(四)加強未成年被害人保護

近年來,廣東法院注重雙向保護,將未成年被害人納入特殊保護范疇。從2018年1月1日起,全省法院統一將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案件納入少年法庭的受理范圍,加大對未成年被害人的保護力度。在實體方面,嚴厲打擊強奸、綁架、拐賣、虐待、遺棄等侵犯未成年人人身權利的行為,加大力度懲處脅迫、誘騙、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犯罪,對于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的被告人依法從重處罰,通過調解積極為未成年被害人爭取經濟賠償。在程序方面,將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的刑事案件集中由少年法庭審理,在審判中注重保護未成年被害人隱私,推行合適成年人參與訴訟,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心理疏導和法律援助。其中,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針對審判工作中發現的未成年人保護問題,向教育行政部門發出關于嚴格具有性侵前科的教師進入教師隊伍的司法建議,并形成立法建議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提交。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對于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的被告人禁用免于刑事處罰、嚴格慎用緩刑,即使宣告緩刑,也同時宣告適用禁止令,嚴禁罪犯接近未成年被害人或從事某種特殊行為,通過從嚴懲處罪犯,最大限度保護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免受繼續侵害。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建立未成年被害人作證特殊保護機制,創設遠程作證、視頻連線等作證方式,減少未成年被害人直接面對被告人的負面壓力。創設陪伴人制度,詢問被害人時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心理咨詢師、合適成年人到場陪伴,穩定未成年被害人的情緒,保障其知情權和參與權。

(五)加大經濟救助力度

涉訴未成年人是司法救助的重要對象之一,長期以來,廣東法院除依法為涉訴未成年人申請司法救助以外,還主動籌措救助資金,努力拓展救助范圍,不斷完善涉訴未成年人救助體系,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聯合相關職能部門和公益組織,先后發起成立了“共享陽光公益基金”和“法潤少年關愛基金”,為有救助需求的涉訴未成年人提供物質支撐,初步構建起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專門機制。其中,“共享陽光公益基金”為全國首個專門為被判處非監禁刑的未成年罪犯提供幫教服務的專項公募公益基金。

二、庭前延伸,切實加強未成年人犯罪預防

(一)加強犯罪預防理論研究

廣東法院依托設立在潮州的“全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基地”和設立在廣州的“全國青少年法律與權益保護研究基地”,深入開展犯罪預防和權益保護理論研究,形成了《城鎮外來務工人員未成年子女犯罪問題的原因及對策》《未成年人校園傷害案件處理與預防機制構建》《關于構建未成年人涉毒犯罪防控體系的調研報告》《廣州市青少年緩刑人員再犯罪風險因素分析》《關于當前懲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司法困境與解決途徑的調研》等一批理論研究成果,為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司法實踐工作提供智力支撐和理論基礎。潮州基地創設的“協同開展少年司法應用研究新機制”被評為“全國未成年人健康成長法治保障制度創新最佳事例”。

(二)加強普法教育工作

廣東法院堅持將普法工作與司法實踐相結合,在未成年人刑事審判過程中進行實時普法、精準普法,讓普法教育真正成為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針”和“滅火器”。六年來,全省法院共印制未成年人普法讀物40多萬冊,拍攝普法視頻、微電影80多個,內容涵蓋法律常識、校園欺凌、人身傷害、侵犯財產、毒品危害等方方面面。廣東法院創新普法形式,堅持“走出去,請進來”,以送法進校園、送法進社區、法院開放日、法律知識競賽等活動為載體,組織法官開展經常性以案釋法活動,并輸送745名法官兼職擔任中小學校法治副校長,共開展送法進校園活動5008次,組織模擬法庭510次,邀請學生參觀法院、旁聽庭審1247次。中山兩級法院按照“誰執法誰普法”要求,廣泛開展“法律進校園”系列活動,成立由79名法官組成的宣講團,配置移送普法車,在全市設立十個標準化模擬法庭,將新生軍訓與模擬法庭相結合,先后面向中山市27所普通高中的軍訓新生舉辦95余場模擬法庭,參加演出和旁聽觀摩的學生達7.8萬多人。中山市中級人民法院還組織拍攝了《重生》《模擬法庭》《桔梗花開》三部法治公益微電影,以看得見、聽得到、記得住的方式,讓學生感受法治精神。《重生》被評為全國法院系統第三屆十佳微電影。

(三)加強特殊群體犯罪預防

針對在校學生、外來務工人員子女、農村留守兒童等特殊群體,廣東法院因地制宜,有針對性地開展預防、幫扶工作。針對校園欺凌問題,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與廣東省教育廳等單位聯合下發《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共同構建全省校園欺凌防治機制。針對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犯罪問題,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專門印制《務工人員子女法律知識讀本》《給務工家長們的一封信》,強化對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權益保護和犯罪預防。針對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頻發問題,佛山市順德區人民法院向社會公眾發出《司法預警書》,并向教育部門發出《關于加強在校學生應對犯罪侵害應急教育工作的司法建議書》,號召在中小學普及應對不法侵害的應急教育知識,提高未成年學生處置不法侵害的應急能力,實現變被動防范為主動化解,變事后處置為事前預防,促進司法、行政、社會管理的良性互動。

(四)凈化網絡和社會文化環境

近年來,未成年人因受網上暴力文化誤導而實施的暴力犯罪、受網上色情毒害而導致的性犯罪、因上網缺錢而導致的財產犯罪屢見不鮮。為凈化網絡和社會文化環境,廣東法院依法打擊網絡犯罪,依法嚴懲傳播淫穢物品、拐賣兒童、猥褻兒童、組織兒童乞討等影響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犯罪活動,妥善處理涉及未成年人的極端惡性案件,積極參與青少年毒品預防教育“6•27”工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向有關職能部門發出《關于進一步健全文化市場監管體系 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建議》,建議進一步健全文化市場準入制度,加強對互聯網信息傳播的管理和干預,加強文化設施及配套建設,豐富外來務工未成年人文化娛樂生活等。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與中國移動公司合作,在“廣東和教育”平臺推出公益法制宣傳欄目《成長新凈界》,將與未成年人成長有關的熱點案例、最新資訊定期推送給老師、學生、家長,并在“佛山和教育”微信公眾號同步推送,其中涉及孩子玩“王者榮耀”游戲、預防留守輟學未成年人犯罪等熱點話題的文章得到了家長們熱烈回應。

三、庭后延伸,幫助失足未成年人回歸社會

(一)構建判后復學機制

為解決適齡未成年人被判處刑罰后復學困難的問題,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聯合廣東省教育廳等單位出臺了《關于推動違法犯罪未成年人復學工作的意見》,將違法犯罪未成年人復學工作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考核范圍,要求全省政法機關和教育機關各司其職,密切配合,共同搭建違法犯罪未成年人復學機制,構建原學校——條件相當學校——職業技術學校或專門學校的復學路徑,分別不同情形解決復學難題。該意見是全國第一份由省級政法機關、教育機關和人民團體聯合下發的未成年人復學規范性文件。意見施行以來,全省法院共幫助757名未成年罪犯順利復學,部分法院和學校還安排專人負責跟進復學未成年人的生活、學習和思想情況,幫助其改進缺點,順利回歸校園。例如韶關市湞江區人民法院審理的朱某某盜竊案,被告人朱某某自幼母親離家,父親重罪入獄,從小“浪跡江湖”,淪為慣偷。得知朱某某希望重返校園的心愿后,該案合適成年人主動表示愿資助其復學,承辦法官經多方聯絡,幫助朱某某在服刑完畢后入讀某職業學校。潮州法院審理的王某某故意傷害案,在潮州市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潮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潮州市教育局、共青團潮州市委的共同關愛下,判后順利復學并在三年后考上大學。

(二)搭建判后就業平臺

缺乏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是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誘因,如何讓低學歷的未成年罪犯擁有謀生本領,是預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重中之重。六年來,全省法院累計進行判后回訪5306人次,幫助3270人順利就業。廣州市花都區人民法院探索與愛心企業合作建立涉罪未成年人就業幫教基地——“金不換中途之家”,在企業內部設立集技能培訓、法制教育、文化學習、體育鍛煉等多種功能的就業基地。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先后建立了多家青少年企業教育基地,為有就業需求的未成年罪犯提供就業機會,教育基地實行同工同酬,定期向法院提供緩刑未成年罪犯的矯正表現情況,配合法官和社工進行判后幫教工作。寶安區人民法院還與職業能力培訓機構合作,建立了青少年職業能力培訓基地,免費對未成年罪犯進行職業技能培訓,為其回歸社會創造有利條件。

(三)落實犯罪記錄封存制度

為貫徹落實刑事訴訟法關于未成年人輕罪犯罪記錄封存的規定,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全省法院開展專項工作檢查,要求對于刑事訴訟法修訂以后判處的輕罪未成年人犯罪記錄一律封存,對于修訂以前判處的輕罪未成年人犯罪記錄,要創造條件予以封存,督促犯罪記錄封存工作全面落實到位。目前全省法院已全部建立犯罪記錄封存制度,采取專門封存措施,嚴格查閱要求,部分法院還建立了專門的“未成年人刑事訴訟檔案封存庫”,集中單獨庫房封存管理。法院通過犯罪記錄封存,盡可能減少犯罪記錄對輕罪未成年人復學、就業造成的負面影響,幫助其順利回歸社會。


第三部分  典型案例

一、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典型案例

案例1

朱某某盜竊案

【案情簡介】

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期間,未成年人朱某某(未滿17周歲)到湞江區某公司工程部、某農市場路邊等地,實施盜竊二十次,共盜得摩托車、手機等財物,盜竊數額累計人民幣5.3萬余元。被盜財物銷贓所得款項均已被朱某某揮霍。

【裁判結果】

韶關市湞江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朱某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多次竊取他人財物,數額較大,其行為已構成盜竊罪。結合朱某某的成長環境、家庭教育、社會原因等主客觀因素以及其犯罪事實、量刑情節,決定對其從輕處罰,判處朱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一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3000元。

【特色做法】

法院在審理中發現,朱某某成長環境非常特殊,自幼母親離家,父親重罪入獄,其被送入孤兒院,三年后因叛逆難管而遣返。小小少年“浪跡江湖”,淪為慣偷。庭審時因其監護人未能到庭,法院指定市人大代表陳小雄擔任朱某某的合適成年人出庭參加訴訟。法庭上,朱某某小心翼翼問“法官,出去后我還能讀書嗎”。合適成年人當場表示愿意資助其復學。庭審結束后主審法官與合適成年人根據朱某某的特點和興趣,聯系某全封閉管理的中等職業學校,并組織由法院、檢察院、學校、合適成年人、心理專家、朱某某的爺爺等組成的幫教團到少管所,在管教和所領導參與見證下,簽訂三方助學協議,安排專人跟蹤幫教。朱某某刑滿出獄即到職業學校讀書。

【典型意義】

該案是一起未成年人因家庭、親情缺失,走上犯罪道路的典型案例。為保障未成年被告人合法權益,司法機關依照《中華人民法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70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法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466條的有關規定,建立維護未成年被告人權益的“合適成年人制度”,在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代理人缺位的情況下,引入合適成年人作為“代理家長”參加訴訟,而且在判后積極幫助未成年罪犯復學,實現全程助學無縫對接,這些都充分彰顯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特有的特殊保護理念。

 

案例2

唐某甲、唐某乙故意傷害案

【案情簡介】

2013年8月8日凌晨4時許,蔡某甲(另案處理)多次打電話約唐某甲就運載沙土“面談”。唐某甲拿了一把菜刀及一把水果刀準備前往現場,其兒子唐某乙(未滿18周歲)勸阻唐某甲未果,遂搶過唐某甲手中的菜刀藏在身上,與邱某某(同案人)跟隨唐某甲前往現場。被害人蔡某乙持砍刀砍斷唐某甲的左手拇指,唐某甲遂持水果刀將蔡某乙刺傷致其倒地。唐某乙將藏在身上的菜刀拿在手中,嚇阻對方其他人員。唐某甲撿起蔡某乙掉在地上的水管和砍刀、邱某某撿起丟棄在現場的水管一起砍、打蔡某乙。隨后,唐某甲、唐某乙和邱某某在返回途中,又與被害人劉某某等人發生打斗。被害人蔡某乙經搶救無效死亡,劉某某、唐某甲的傷勢均屬重傷。案發后,唐某甲因受傷被送往醫院治療,期間要求其親屬代為報警投案。在本案審理過程中,涉案雙方達成賠償協議,雙方互相諒解。

【裁判結果】

潮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唐某乙系在校未成年學生,在攔阻父親唐某甲未果的情況下,跟隨唐某甲到作案現場,主觀惡性不大;在作案時持菜刀嚇阻對方其他人員不能靠近,手段并不惡劣,其行為并沒有直接造成其他人員傷亡的嚴重后果;歸案后其家屬積極賠償被害人家屬的經濟損失,取得被害人家屬的諒解;因此,綜合考慮唐某乙行為的動機和目的、行為性質、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歸案后的表現等情況,其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構成犯罪。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原判。

【特色做法】

本案中,法院為保護未成年人唐某乙合法權益做了大量工作。一是關心唐某乙身心成長。在唐某乙被羈押期間,潮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們到潮安區看守所跟其促膝談心,叮囑其遵守監規,努力自學高中的學習,不要放棄自己,保持健康的心理狀態而對未知的未來。

二是積極為唐某乙復學奔走。潮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通過聯系當地教育部門和唐某乙原被錄取的學校,得知唐某乙已完成了九年義務教育而沒有辦手續停學一年,難以復學繼續學業,主動與相關單位溝通復學事宜,相關單位表示愿意為唐某乙收集相關的學籍材料并報告上一級教育部門,為唐某乙爭取重讀高一的機會。潮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又聯系了潮州市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由潮州市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多次到市教育局找相關負責同志,提交唐某乙的無罪判決書并說明唐某乙的具體情況,得到教育局的支持,在最快的時間內為唐某乙的復學創造條件,讓唐某乙順利復學。

三是跟進對唐某乙的幫扶工作。在唐某乙高中生涯中,潮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法官們始終關注他的成長,在其面臨家境困難、心理調適、學業難進的情況下,多次對其進行鼓勵幫助,聯系了共青團潮州市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等機構進行幫扶,聯系心理輔導教師、英語教師為其疏導心理問題和輔導學業。最終,唐某乙不負眾望,順利考上大學。在唐某乙因家境貧寒而無法籌齊上大學的學費,面臨大學夢破碎的窘境時,潮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又及時和唐某乙取得了聯系并多方奔走,在共青團潮州市委的大力支持下,幫助唐某乙解決了上大學的費用,助其圓了大學夢。   

【典型意義】

本案適用了“犯罪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的刑法條款,這在潮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尚屬首例,本案改變了這一條款在刑事審判實務中被束之高閣、形同虛設的情形,成為潮州兩級法院未成年人審判工作中里程碑式的典型案例。另外,本案是潮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全力做好未成年人審判工作、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一個縮影。在認真履行審判職能,抓好執法辦案的同時,聯手潮州市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共青團潮州市委員會、教育局等部門,切實將解民憂、紓民困貫徹到實踐中,通過積極幫助青少年成長成才,扶助弱勢群體,受到社會廣泛好評。

 

案例3

馮某某強奸案

【案情簡介】

未成年人馮某某(未滿17周歲)與未成年被害人伍某某(未滿14周歲)均為在校學生,2013年兩人結識后很快發展為男女朋友關系,2014年開始兩人多次發生性關系。2014年6月一天,馮某某與伍某某再次發生性關系,被突然回家的伍某某父親發現,隨即報警。案發后,馮某某的家長向伍某某家長賠禮道歉并賠償被害人損失一萬元,伍某某的家長考慮到馮某某尚在讀書,遂對其表示諒解。

【裁判結果】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馮某某明知被害人未滿十四周歲仍與其發生性關系,其行為已構成強奸罪,依法應予刑罰處罰。由于馮某某犯罪時不滿十八周歲,還是在校學生,歸案后認罪態度好,并且取得了伍某某親屬的諒解,依法對其減輕處罰,以強奸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并禁止其在緩刑考驗期內未經伍某某的法定代理人同意接觸伍某某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

【特色做法】

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可以根據罪犯的犯罪原因、性質、手段、悔罪表現以及個人一貫表現等情況,作出禁止令,禁止被告人實施與所犯罪行相關的某種行為。禁止令內容具有很強的可執行性和操作性。本案中,法院綜合考慮馮某某和伍某某都是在校學生,兩人的情感因素在案件中起到重要作用,家長對子女性教育不到位等因素,對馮某某宣告緩刑;同時,為了避免馮某某繼續與伍某某的單獨接觸,而導致伍某某在懵懂之中再次受到傷害、馮某某再次步入歧途,法院決定對馮某某宣告禁止令,禁止其在緩刑考驗期內未經伍某某的法定代理人同意單獨接觸伍某某。

【典型意義】

本案是依法適用禁止令的典型案例。宣告禁止令能夠從時間、空間上有效隔絕兩名未成年人在一段較長時間內的接觸,既能讓被告人充分反思自己行為所造成的危害與后果,亦能讓被害人有時間和空間成長,從思想和情感上成熟起來,更能讓雙方家長有時間教導兩人樹立正確的是非觀,謹慎對待情與愛,正確處理青春期的感情問題。禁止令為被告人提供正確行為指引,對于保護被害人合法權益、預防未成年罪犯再次犯罪具有積極的意義。

 

案例4

葉某信用卡詐騙案

【案情簡介】

2013年初,未成年人葉某(未滿18周歲)為盜刷他人信用卡,通過自編批量登錄程序登錄“智聯招聘網”,從中竊取公民個人身份信息,再根據竊取得的公民個人身份信息通過手工或批量登錄程序以碰撞的方式登錄中信銀行等網上銀行,從中竊取他人的銀行卡號、密碼、余額等信用卡信息。隨后葉某伙同譚某、韋某等多名同案人,使用他人信用卡信息采用在網上購買有價卡幣、機票、手機充值、代繳水電費、信用卡還款等手段套現,還將他人信用卡信息提供給同案人“大海”等人盜刷并從中獲利。至案發時止,葉某和同案人先后盜刷銀行信用卡208張,造成被害人損失人民幣42萬余元。

【裁判結果】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葉某冒用他人信用卡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信用卡詐騙罪。綜合考慮葉某犯罪的性質、情節、犯罪年齡、認罪態度等情節,對其適用緩刑不至再有危害社會的可能,決定對葉某減輕處罰,以信用卡詐騙罪判處葉某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

【特色做法】

法院通過庭前社會調查了解到葉某父母離異,父親與葉某沒有來往,母親改嫁他鄉,平時并無對其監護、管教,葉某與外祖父母相依為命,家庭經濟比較困難,初中畢業后一邊讀書一邊在網吧工作,從2009年開始鉆研計算機技術。結合其特殊成長背景,法院安排對其進行心理測評,測評結果顯示葉某能承認某些缺點行為,有良好自我印象,承認自身的偏離行為,關心社會問題和爭端,對心理治療的干預反應良好,警惕性和敏感性處于常人水平。該案宣判后,法院還與公安局、檢察院、司法局等機構組成聯合幫教組,從緩刑適用、工作安置、生活關懷等各方面對葉某進行跟蹤幫教。

【典型意義】

在本案審理過程中,法院充分發揮庭前社會調查、心理測評等特色機制的作用,寓教于審,庭后及時封存犯罪記錄和跟蹤幫教,根據葉某的特點制定幫教措施,促其新生。目前,原本只有初中文化、家境貧寒的葉某,擁有了穩定的工作和住所,通過接受計算機網絡專業教育,在判后幫教一年之內就做出了引起國家安全部門重視的成績,幫教效果突出。

 

案例5

張某故意殺人案

【案情簡介】

未成年張某(未滿18周歲)原系貴陽市某中專學生,曾與男友發生過性關系并懷孕。2015年9月,張某根據學校安排到某一工廠內實習,實習期間張某在工廠女廁所內產下一名女嬰,由于害怕嬰兒的叫聲被別人聽見,張某用衛生紙塞進嬰兒的嘴巴并把嬰兒放進一個黑色塑料袋里后離開現場。次日,工廠保潔人員在廁所內發現該女嬰已死亡。經法醫鑒定,該女嬰符合因異物堵塞呼吸道導致機械性窒息死亡。

【裁判結果】

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張某未能正確處理嬰兒降生的現實,故意殺害親生嬰兒,致一人死亡,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張某作案時未成年、能如實供述犯罪事實,有坦白情節,考慮到張某案發時缺乏生育認知,獨自一人在外地意外分娩,精神高度緊張、惶恐而臨時起意殺害新生兒,主觀惡性較小,本案犯罪行為區別于一般的故意殺人罪行,且被張某仍處于就學階段,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庭審中張某的姐姐、哥哥亦表示愿意配合對張某的監管,社會調查結果未反映張某對所在社區有重大不良影響,從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出發,判決張某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二年。

【特色做法】

法院安排兩名女法官擔任合議庭成員,用女性的親和、細膩的情感優勢拉近與張某之間的距離。在案件審理中,啟用圓桌法庭開庭,拉近訴訟參與人的空間距離,讓審判在“教育感化”“關愛溫馨”的氣氛中進行,消除張某恐懼心理、抵觸情緒。庭前安排社工開展庭前調查,掌握張某的成長經歷、性格特點、家庭環境等情況,形成社會調查報告,為幫教和量刑提供參考依據。該案宣判后,駐庭社工以重點個案的形式對其進行跟蹤幫教。現張某已順利考上大學。

【典型意義】

本案是一起未成年人因意外懷孕未能正確面對處理而構成犯罪的典型案例。本案啟示我們,應進一步加強對未成年人的性教育,提高其自我保護的意識和能力,共同筑牢家庭、學校、社會三道防線,最大限度地預防和減少此類案件的發生。


二、侵害未成年人權益典型案例

案例1

陳某某等人詐騙案

【案情簡介】

2016年6月初,陳某某伙同他人通過“釣魚網站”、群發虛假中獎信息等方式,誘導被害人填寫個人信息認領獎品。然后撥打或者接聽“中獎者”的電話,以兌獎需要交納保證金或公證費、稅款等為由,騙取“中獎者”的財物。還冒充律師、法院工作人員,以“中獎者”未按要求交納保證金或領取獎品構成違約,要對“中獎者”起訴或已起訴進行恐嚇,進而又以交納手續費可以撤訴并獲得獎品再次實施詐騙。從2016年6月至同年8月底,陳某某等人先后騙取多名被害人財物合計104萬余元。

其中,2016年7月19日,未成年被害人蔡某某接到陳某某犯罪團伙話務人員打來的電話,對方謊稱已接到“奔跑吧兄弟”對蔡某某的起訴,如果不交3000元就要賠償違約金5至10萬元,迫使其先后3次向指定賬戶匯款合計9800元。事后,蔡某某得知受騙,于同年8月29日跳海自殺身亡。

【裁判結果】

廣東省揭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陳某某等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結成電信詐騙犯罪團伙,采用虛構事實的方法,通過利用“釣魚網站”、發送詐騙信息、撥打詐騙電話等手段針對不特定多數人實施詐騙,騙取多人財物并造成一人自殺,詐騙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其行為均已構成詐騙罪,分別以犯詐騙罪對陳某某等人判處無期徒刑及十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對此予以維持。

【典型意義】

本案因導致準備就讀大學的未成年被害人蔡某某因失去學費和生活費跳海自殺而引起社會高度關注,被稱為“廣東徐玉玉”案,是當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高發時期的一起重大典型案件,也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督辦的案件。本案依法嚴懲了犯罪分子,同時對于新型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證據關聯性的審查、犯罪數額的認定提供了嚴謹、周密的審查、認定方式和思路,充分發揮了積極的法律指引、評價作用,確保了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案例2

張某某故意殺人案

【案情簡介】

張某某悲觀厭世,兩次自殺未遂。2016年1月4日,張某某途經某街道時遇到未成年被害人蘇某某(女,歿年11歲,小學六年級學生)獨自上學,即產生將其殺害以讓自己伏法的歹念,遂上前與蘇某某搭訕將她騙至自己暫住的出租屋。張某某強行將蘇某某拉進屋內后,采用威脅、恐嚇等手段令蘇某某脫下衣服躺到床上拍攝裸照,并一直將蘇某某禁錮在房內。次日,張某某用網線將蘇某某勒死,隨后在出租屋洗手間內用菜刀等工具對蘇某某尸體進行肢解。經法醫鑒定,蘇某某符合鈍性外力作用頸部(如勒頸)致機械性窒息死亡。

【裁判結果】

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張某某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張某某侵害的對象是未成年人,應從重處罰。張某某因悲觀厭世、為使自己伏法而殺害無辜的未成年人,犯罪動機和意圖極為惡劣;其采用網線勒頸的手段致蘇某某窒息死亡,事后又肢解蘇某某尸體,犯罪手段極為殘忍,犯罪后果極其嚴重。據此,依法判決張某某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該判決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后已執行。

【典型意義】

2016年佛山順德大良11歲的小學生被騙慘遭殺害并殘忍碎尸的消息,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法院依法判處犯罪分子死刑,回應了社會的關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市民的震驚和恐慌。本案主要從兩個角度上對社會大眾進行預警:一方面是家庭教育、學校教育不能偏廢道德教育,不能忽視心理健康。張某某是某理工大學的畢業生,學業成績不錯,因感情受挫等個人原因悲觀厭世,兩次自殺未成。為求伏法而作案。剖析其心理,家庭關系的疏離可能是造成張某某心理畸形、做出惡劣行徑的重要原因之一。為此,警醒家長要關注子女內心,加強情感溝通,避免子女走上歧路。另一方面,本案也敲響了兒童安全教育的警鐘。父母、老師應對未成年人進行防范犯罪的安全教育,告訴未成年人怎么識別可疑的人物,提高自我保護意識,學會禮貌拒絕陌生人的贈與與要求,避免被有特別用心的人利用,以確保生命安全。

 

案例3

廖某某故意殺人案

【案情簡介】

2011年9月20日18時許,廖某某在其住房門口用鐵錘錘打鐵釘時,居住在隔壁的被害人林某某帶其女兒劉某某(案發時2周歲)途經該處。林某某責罵廖某某,雙方發生爭吵,隨后,廖某某用鐵錘砸打林某某、劉某某頭部,致二人摔倒在樓梯上。接著,廖某某又上前再用鐵錘砸打林某某頭部,并將林某某母女拖至樓梯拐角平臺墻邊,繼續用鐵錘朝林某某母女頭部、頸部、身體等部位亂砸亂打,致林某某顱腦嚴重損傷當場死亡,致劉某某多發性顱骨骨折、廣泛性腦挫裂傷(重傷)。

【裁判結果】

潮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廖某某因小故而持械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一人重傷,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廖某某歸案后雖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但其犯罪手段特別殘忍,情節特別惡劣,后果特別嚴重,罪行極其嚴重,依法判處其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該判決經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后,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

【典型意義】

該案在當地造成惡劣影響,經電視臺曝光后,社會群眾強烈遣責廖某某殘害婦女兒童的暴行,紛紛要求嚴懲。本案中,廖某某與林某某系鄰居,因小事發生爭執,廖某某為泄憤持鐵錘砸打林某某并致其死亡的同時,還砸打林某某僅2周歲的女兒劉某某的頭部并致其重傷。劉某某出院時處于睜眼昏迷狀態,特重型顱腦損傷。辦案法官在認真審理刑事部分的同時,積極調查了解被害人家屬的社會背景和生活現狀,并積極與當地民政部門聯系,為被害人家屬爭取救助。在了解到被告人家屬無力賠償后,積極引導被害人家屬申請司法救助。被害人家屬高度稱贊法院不僅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還幫助其度過難關,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社會群眾對法院也好評如潮。本案的處理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案例4

廖某某強奸案

【基本案情】

2012年12月,廖某某(某小學體育教師)將其未成年學生鄔某叫到學生體質測試室,后將其強奸。事后鄔某因為害怕沒有將該事情告訴別人,但鄔某被強奸后懷孕。直至2013年6月初,鄔某懷孕26周,并將情況告訴廖某某。廖某某便幫鄔某偽造了假身份證,并謊稱自己是其叔叔,帶鄔某到某醫院進行人工引產手術。鄔某母親發現后報警。

【裁判結果】

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廖某某奸淫未滿十四周歲的幼女,依法從重處罰,認定其犯強奸罪、偽造居民身份證罪,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七年十個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認為,廖某某身為教師,奸淫不滿十二周歲的女學生并造成其懷孕,情節惡劣,依法應從嚴懲處。原審對廖某某犯強奸罪適用法律及量刑不當,依法改判廖某某執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十個月,剝奪政治權利二年。

【典型意義】

本案是一起嚴重犯罪。廖某某的強奸行為具有以下多個應從重從嚴處罰的情節:(1)廖某某身為教師,是對本案未成年被害人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2)廖某某對不滿十二周歲的兒童實施強奸犯罪;(3)造成未成年被害人懷孕并引產的后果。廖某某的行為具有很大的社會危害性,屬于《刑法》規定的強奸“情節惡劣”,應依法予以加重處罰,再審予以改判充分體現了嚴懲嚴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保護未成年人的精神。

 

案例5

郭某甲故意傷害案

【基本案情】

郭某甲因其家族與同村郭某乙家族發生沖突、打架,心生怨恨,為泄憤竄到郭某乙胞弟郭某丙家欲找郭某丙討公道,在家門口遇見郭某丙5歲的兒子郭某丁及郭某丙的母親陳某某時便對其進行毆打,致郭某丁、陳某某不同程度受傷。經鑒定,郭某丁的損傷程度屬重傷二級,致殘程度為五級;陳某某的損傷程度屬輕微傷。

【裁判結果】

汕尾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郭某甲故意傷害他人身體健康,致一人輕傷,并以特別殘忍的手段致一幼兒重傷,造成該幼兒右眼失明嚴重殘疾,其行為已構成故意傷害罪,依法判處其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相關經濟損失。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本案是一起嚴重侵害兒童人身安全的犯罪案例。郭某甲為泄憤報復,用拳頭兩次擊打郭某丙5歲兒子的眼睛,反復將其摔倒并用腳踩踢,給其身體帶來巨大疼痛,給其心理帶來極大恐懼,屬于《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特別殘忍手段”,法院認定郭某甲以特別殘忍的手段致一幼兒重傷符合法律規定,體現了嚴厲打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精神。

 

結束語

廣東法院將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一以貫之高度重視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堅持審判工作職能定位,堅持未成年人保護專業化方向,堅持理論探索和實踐創新,堅持預防和矯治并舉,努力推動廣東省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實現新突破,為全國創造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經驗,為廣東省實現“四個走在前列”、當好“兩個重要窗口”和“三個表率”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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